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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龙知青的足迹

文龙花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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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阳徘徊在楼宇之间,即将坠入到西山,天边的白云由黄变红绚丽多姿,把一片红色洒向地面,就像燃烧着的一团火,把蔚蓝色的天幕染红,夕阳落日,余辉更灿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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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载]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  

2012-12-17 09:38:00|  分类: 转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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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哥您好,为了三叶橡胶献身的知青们,一定会得到万古流芳,永垂千史。我在我的个人网站《文龙花云视界》中,创建了属于知青亡魂的阵地,并把凌瑜、王开平大哥接走。地址:http://sxw.b19.zgsj.net/image/wangling.2.html#5

原文地址: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作者:李再延

[转载]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- 文龙花 - 勐龙知青的足迹
01、1967年年底,在门头沟煤矿的合影(左起:凌瑜、王开平、王惠民、黄复祖)

 

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

作者:王惠民

 

编者的话:这张照片是黄复祖于200777日,在临近尹正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发来,希望在博客上发表,共同追忆怀念逝去的战友。详见我的博客《四十年前的照片》2007-07-08,分类:岁月痕。

王惠民当时评论如下:

感谢黄复祖保存了这些老照片,真是弥足珍贵呵!我真是不记得,开平凌瑜复祖和我还拍过这么一张照片(第一张),睹物思人,这张照片上的人只剩下了我和复祖两人,往事不堪回首呵。
   
当年在煤矿劳动时间不算长,可我们给那里的老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,记得那时有老工人不止一次和我们说:你们别去云南支边了,就在我们这儿支矿吧!......

      今天是中秋佳节,特将王惠民的文章《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》转载,共同怀念战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一)

    上面的照片是从一位朋友的博客上下载的,初看到时很感意外,这是四十多年前的照片,1967年年底照的,我早已忘记照过这张相,右起第二人竟是我自己。 

    照片左边的我们三个人去了云南东风农场。到1979年知青大回城时,只有我一人回来了,他们都相继在农场去世。

    看着照片,不禁思绪难平,往事如历历在目......   ­

    照片摄于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一个小山包上,右起第一人是北京二中的高三学生,叫黄复祖。后三人都是二十五中的,左起第一人叫凌瑜,和我同班,是高三-2班,第二人叫王开平,是高三-3班的。 ­

    我们凑到一起是因为都已决定去云南西双版纳支援边疆建设,出发之前先来门头沟煤矿参加锻炼,听说下井挖煤是当时体力强度最大的工种,所以选择了这里,劳动之余,我们四人拍下了这张照片。大批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没有开始,我班的曲折同学自发组织了七名同学去了内蒙锡林郭勒盟,这是第一批,我们这些要去西双版纳的同学,也是自发组织起来的,但在获得批准的过程中费尽了周折,直到后来,我们当中的几位同学有机会见到了周恩来总理,临时写了一份报告交到他的手中,得到总理的亲笔批示才实现了大家的理想。 ­

    我们于196828日出发去云南,一共55人,221日到达西双版纳东风总场疆锋分场五队,这里是我们的新家。黄复祖最终没去成,是他弟弟去了,其中原因我已记不起了。凌瑜差点儿也没去成,——北京革委会接到周总理批示的文件,即与云南省军管会联系,云南来人确定名单时,认为凌瑜家庭出身不好,他们不想要。那时,我们班的李东民同学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头儿,北京市革委会常委,他得知后,去找云南方面交涉,凌瑜才获得批准。我们的同学见到周总理并交上报告,也是他把消息告诉大家,并把三位同学接进人民大会堂的。 ­

    在疆锋五队,我们这些知青安排在一排新盖的茅草房居住,这些人那时应该不叫知青,知青这个概念,是在我们去农场十个多月以后,毛主席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......”之后才有的。这排茅草房一共十几间,每间住三四个人,凌瑜在我的右隔壁,王开平在我左隔壁,挨得很近,有话都可以隔着竹笆墙说。 ­

    上山下乡的生活正式开始了,一切都是那么陌生,一切都要学习。我们和老工人一起上山干活,向他们学习砍坝、烧坝、开梯田、挖橡胶树坑、定植橡胶苗,向他们学习养猪种菜......,就像在煤矿挖煤时那样,无论男生女生,个个不怕苦不怕累,凌瑜、王开平和另外好几个男生更是让老工人竖起大拇指夸奖的人物。凌瑜平时话不多,也很少和大家一起聊天,在那个时代,他因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,在上学时很受歧视,背上有沉重的精神包袱,经历决定人的性格啊。他干什么都是自己默默地做,有一星期天,我看他冲着床上的一件旧棉衣发呆,问他要干什么,他说这棉衣脏了,打算拆洗一下。你能行?我感到很惊讶,咱大老爷们谁干得了这个,就是那些女生也未必有这两下子。凌瑜说:我琢磨一下看,啥不是人干的嘛!他经过一番琢磨,先将棉衣按照部位画影图形,然后又是编号排序,等到拆洗晾干完毕,按图索骥,居然一针一线将棉衣缝好了,事后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佩服赞赏。王开平与凌瑜不同,他诙谐幽默,颇有些口才。一次干活当中,他意外地抓到一只小松鼠,这让他高兴了好几天,精心地喂养侍候,喂食的时候还和这小动物说说话。可小松鼠不争气,几天工夫,竟不知何故一命呜呼,他挖了一个小土坑埋葬了它,并作了一幅小挽联,上书:死的已经死了,活的还在山上,事后又让他不高兴了好几天。 ­

    艰苦的物质生活和痛苦的精神折磨相比较,后者对人的伤害要大得多,它是直接伤及人心的。农场的生活很艰苦,伙食缺油少菜,劳动强度很大,这些大家都没有怨言,这首先得益于来前在在煤矿的劳动锻炼,再者,来前对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有很充分的精神准备,但对于后者,我不知道别人,反正我事前没有太多的考虑。农场和全国一样,当时正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,从上到下,两派斗争十分激烈。东风总场刚成立革委会,他是派系斗争中取胜的一派掌权。掌权的一派向对立面展开了残酷的斗争和打击,遭批斗的多是基层的生产队领导干部和广大的工人群众。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此作法极为不满,经过商议,大家联名上书总场领导,提出必须团结联合原先那些对立面的干部群众,以前大家分成了两派,但中央早已表态:两派都是革命组织。这一来可不得了了,我们这些人成了对红色政权态度有问题的人,是想否定东风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人。此后,革委会的领导们经过研究决定,从各分场抽调了一些他们所谓的立场坚定,旗帜鲜明的人,组成一支工宣队,进驻疆锋5队,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人办学习班,好好教育教育我们这些人。有个别同学站到了红色政权一边,坚决支持拥护革委会采取的一切行动,大家的心情很沉闷。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聊天,王开平说,哼!爱他妈咋地,咱就是不能说违心话,不能做违心事! ­

    工宣队最终没有解决问题,有些成员还认同了我们的看法。红色政权便进一步采取措施——将这些人打散,分调到各个分场,分化瓦解,分而治之。措施很快付诸实行,五十五名同学被分散安排到了疆锋、东方红、风光和前哨等几个分场的各个生产队。分手那天,吃午饭的时候分外安静,没有什么人说话,随后就是分头默默地整理各自的行李......,各分场拉人的拖拉机陆续赶到,开始上车了,这时有人哭了起来,很快,同学们、五队的老工人们都一齐痛哭失声,哭声盖住了拖拉机的轰鸣,在哭声中大家相互握别,互道珍重...... ­

    我和凌瑜共八人被分到前哨分场,我门四人一组,分到一队和六队。前哨分场是距国境线最近的分场之一,一至六队沿中缅边境线一字排开,这两个队是距边境最近的队。 ­

    到新单位不几天就进入了1969年。红色政权向对立面的斗争和打击继续升级,变本加厉。二月,召开了全总场批斗大会,将他们对立面的上百名群众扔进鱼塘,那时天气很寒冷,被丢入水中的群众被冻得瑟瑟发抖,他们将此名之曰痛打落水狗。会上,我和王开平等几位同校的同学遇到了一起,相别两月,都关心地互问对方的状况,这时我们听到大喇叭里广播着打落水狗的名单,其中有我们原来所在五队队长的名字,这么好的同志也要打落水狗,我们很惊愕。我们发现队长老杨就在我们不远处,我们上前把他拉到附近的厕所,把他推进里面藏起来,但这种办法显然太幼稚了,厕所进出的人很多,很快就被人知道并前来揪他,我们和来人发生争抢,寡不敌众,老杨被抓走了,他们的另一部分人继续和我们辩论,进而要把我们拖去打落水狗,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,我们边争边退,最后撒腿就跑,后面百十人穷追不舍,跑出几百米后,遇上总场革委会主任迎面走过来,我们在他面前停下脚步,追赶的人们很快追了上来,也停住了脚步。 ­

    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策划人,这种情况下遇到了他,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处。他问了问情况,那些追赶的人高呼了一通口号,然后按照他的吩咐回去继续开会,接着就指着我们几个一通狠训:你们几个想阻挠群众运动?没门!凡是反对群众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,人家要打你们的落水狗,活该!你们先回去,今天这事不算完! ­

    这件事情后来在他的指示下通报了所有分场,我所在的生产队也为此开会,队长把这件事向大家说道了一番,只是没有点我们的名字,点不点大家差不多也都知道了,参加这个事儿的除了我,还有我同宿舍的安哥,它是王开平同班同学。我们很有一阵子抬不起头,和当时的地富反坏一般,只有老老实实,不敢乱说乱动。

  ­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二) 

1969年上半年,前哨分场新建第十生产队,凌瑜被调到那里当文书。十队是在离场部很远的荒山里建起来的,猪没养大,菜没长成,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。他在一队时,离我们队不算太远,我还去看过他一回,平时大家都忙,很少见面。下半年,分场调我到卫生所,我不想去,在疆锋五队时,曾调我到总场医院,因为刚到农场,不喜欢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次,同学们对我说,你还是去吧,不去的话,又是对红色政权的态度问题,咱们现在的处境已经够呛了。无奈之下,我去了卫生所报到。
   
事后我知道,分场调我到卫生所的考虑是这样的,前哨分场的八队、九队、十队,后来又新建了十一、十二队,这些生产队距离场部很远,另外,从这年的四月开始,大批昆明和北京知青相继来到农场,生产队人员增加不少,年底还要来一批北京知青。那里的干部群众看病有困难,于是决定在这些队附近建了一个卫生站,以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。调卫生所的唐医生和他的爱人小潘(卫生所的卫生员)再加上我去那里搞卫生站。我来云南之前曾在医院学过些针灸技术,到农场后,经常在业余时间给人们用针灸治病,这也是当时人们都知道的事儿了,在他们看来,调我到卫生所搞医,那是秃子当和尚——现成的材料。
   
卫生站建在一个小山包上,距离十队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,唐医生一家和我乘拖拉机下午到达卫生站。我稍作安顿就跑到十队去看凌瑜,老同学相见,分外亲热。并和他说好,我以后就在这里入伙吃饭。凌瑜在十队的工作很出色,和老工人以及后来上山下乡到这个队的昆明知青关系都非常好,这在我们五十五人中也是很普遍的,在全总场范围,提起北京五十五,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因为是周总理亲自批准来农场的,就是在省农垦系统也颇有影响。
   
年底,又有一大批北京知青来到东风总场,前哨的八——十二队都安排了许多,每来一批知青,各生产队都拿北京五十五做榜样向他们宣传一番,这似乎都成了一个惯例。随着各大城市知青的到来,各队的人口迅速增加,我们的卫生站也越来越忙碌了。当时十二队还没有卫生员,分场调一昆明知青小白到我们这儿学习,我们还担负为该队培训卫生员的工作,所谓培训是很简单的,就是讲一些很基本的医疗常识,教会她一些诸如注射、换药等简单的治疗技术。
    1970
年一月的一天,我和小白到八队和九队搞预防注射,结束时天已大黑,我俩背着药箱匆匆往回赶。距离卫生站还有一段路的时候,看到前方上空一片通红,因为是山路,只能看到前面的天空,下面的部分被山挡住不能看见。我对小白说,你看前面那片天,是不是在烧坝?烧坝就是把开荒时砍倒的草木烧掉,可这种劳动都是白天干的,这么晚了应该不会啦。小白说,那不是烧坝,是火烧天。我说火烧天也不对,天都这么黑了。这时,有些傣族百姓从我们后面跑了过去,跟着又是一些,不少人手中还拿着水桶,我似乎有些明白,拉住一个小伙子问前面是不是着火了?小伙子说着火了着火了,挣脱我继续跑去。我又拦住跑过来的一个人问什么地方着火了,那人说摩雅(傣语:医生)家着火了,这时他认出了我,焦急地说,你就是摩雅了嘛!潘哉了潘哉了(傣语:糟糕了糟糕了)。听罢,我们急忙随着救火的人群跑去。
   
转过一个山脚,就看到了卫生站的小山包,上面哪还有什么卫生站,已经烧成黑乎乎一片平地,附近的十队、十一队和傣族寨子的老百姓都来参与了救火,但于事无补,当时正值旱季,天热物燥,草房遇火就着,瞬间烧光,救火根本就来不及。事后得知,哪天晚饭后,有两个知青好友来找我,唐医生告诉他们我去打预防针了,他们就在我房间里等我,我房间平时也不上锁的。当时十一队放电影,唐医生让他们看家等我回来,便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了。他家的伙房晚饭后没有将火彻底熄灭,导致草房着火。唐医生一家也可怜极了,除了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,一切财产全部化为灰烬。
   
当晚,我和凌瑜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了一夜,后来在没有解决房子的那些天都是和凌瑜挤着睡的。这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凌瑜生活的日日夜夜。他天不亮就早早起床,洗漱毕,当大家去伙房打饭时,他点亮一盏马灯照明,给大家朗读最近报纸上的时事新闻,然后再匆匆打饭吃饭,接着就是和大家一起出工干活。别队的文书都是脱产或半脱产的,他几乎天天都和大家一起劳动,而且是哪里的活最重就去哪里。文书的本职工作诸如报表统计和计发工资,全部都是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完成。就是去场部领工资或生产资料,也是抓紧时间,匆匆来去。我几次提醒他要注意身体,他都说声没事儿,一笑了之。
   
火灾的事刚过了两天,王开平从他们分场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我,带来被褥、衣物和许多日用品。他说,你遭灾的事我们都知道了,这些东西是大家凑的,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,大伙儿帮你。我看着这些东西,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,在当时情况下,作为下乡的穷知青,谁有什么多余的东西,这衣物被褥,都是他们正穿着用着的呀!
   
经分场协调,十队借了一栋草房给我们,我们又购置了医疗器械及药品,卫生站在十队又重新开始工作了。

这年三月十四日,星期六。下午的天气奇热,凌瑜到卫生站找我,说他觉得不舒服,心慌、恶心。经询问得知,队里在盖房,他一直在地面给房顶的人抛土坯,我知道,每块土坯都有城砖那么大,这活计可不轻,加之又是在那么毒的烈日之下。你是不是中暑了?我问他。他说,我也不知道,就是难受得不行。我拿了些治疗中暑的药给他,告诉他不好的话再来。 ­

晚饭后我去看凌瑜,他躺在床上,晚饭也没吃多少,说仍然心慌恶心。我急忙去和唐医生讲。唐医生想了一会儿,说给他注射一百毫升葡萄糖看看。注射完,我告诉他好好休息,有事儿随时叫我。 ­

次日早晨,我去看凌瑜,病情仍不减轻,我和唐医生商量是否将他转去卫生所,唐医生说转就转吧,那里条件比我们这里好一点儿。我找到十队的支书,他马上带我去找人,这天虽然是星期日,大家都休息,可一听送凌瑜去卫生所,许多人要求去送。抬担架送到分场卫生所是相当辛苦的,仅路途就要走一个半小时以上。那天我和支书一起随着担架跟到卫生所。 ­

星期二中午,我去伙房打饭,凌瑜转卫生所已经两天了,不知怎么样了,该抽个时间去看看。这时小潘追上来揪了我一下,悄悄说:听他们说凌瑜死啦!总场刚来的电话。我一下怔住了,这难道是真的?接着听到有人喊我,说总场来电话,要我尽快到总场去。我当时已无心思吃饭,急忙向总场跑去。 ­

北京五十五闻讯都来到总场聚齐,凌瑜的遗体从总场医院送到这里,而后我们随车到前哨分场。大家聚集在停放凌瑜遗体的会议室里,默默地在那里做纸花、做花圈,为凌瑜守灵。会议室外面的场地上,基建队的工人连夜赶做棺材,...... ­

凌瑜那天送到卫生所之后,当天夜间突然昏迷,卫生所急忙转送总场医院,送到时人已进入深昏迷状态,医院请了大勐龙卫生院和边防部队营卫生所的医生联合会诊抢救,经一夜努力,凌晨时他苏醒过来了。白天情况看上去很好,医生问他,要不要叫同学们来看看他,他说大家都挺忙的,别来了。第二天早晨他突然又出现休克,终因抢救无效去世了。 ­

追悼会在分场的会议室召开,分场的干部职工上千人参加追悼会。从始至终,会场里一片抽泣声。最后,基建队的工人们将粗大的绳索捆缚棺木,准备抬去安葬,同学们悲痛到了极点,个个泪流满面,一齐扑到棺木前,将绳索解开丢弃一边,将沉重的棺木抬上肩膀,向墓地走去。棺木的油漆未干,殷红的油漆沾满了同学们的肩膀和脸颊。送葬的人们默默地跟在后面,队伍排出一里多长。 ­

在凌瑜去世之前,我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回家探过一次亲了,他一直忙于工作没有回成家。他去世后,父母年迈,不能到他坟前看看这牵挂了两年的儿子。他的一个哥哥在他去世近四个月后,才从单位请准假,来农场代表全家看看自己的亲弟弟。 ­

1975年由农场派遣,我在北京一家医院进修一年,深秋的一天,我快下班的时候接到学校领导来的电话,他们听说王开平死了,问我是否确实,我听罢一愣,回说王开平怎么会死呢,是谁瞎说的!那时的传闻很多,难辨真假。我下班急忙联系在京探亲的同学。王开平当时已调在九分场,在一个生产队任党支部书记。 ­

结果消息是确实的。几天前,开平在随拖拉机执行任务时,拖拉机上坡出现故障,他和大家一起推车,机头突然后退,开平被挟在机头与拖斗之间,当即毙命。他的遗体安葬在九分场场部附近的橡胶林地里。因农场交通不便,我一直没机会前去看望,后来又回了城。直到2000年我才有机会去农场,去他的坟前看看他。 ­

那些年,知青死人很多,疾病、工伤、蛇咬、溺水、自杀、失踪......我的一位叫李洪林的好友,他是1969年年底来农场的北京知青。一天,他家中接到农场来信,信中称,李洪林回京探亲,已长期超假,要求尽快返场。家里人看了信很不解,孩子并未回京探亲。李洪林从那时失踪,至今没有消息。 ­

我们国家从植入第一棵橡胶树开始,至今已有一百年多的历史,此期间,为发展我国的橡胶种植事业,经历了多少曲折,付出了多少血汗,遭受了多少磨难,其中有多少像凌瑜、王开平这样的人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,才取得了如今的规模。在这里,我可以告慰凌瑜、开平的是: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,我们北京五十五种植的那片橡胶树,其每亩的单产在全国是第一的,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。

我们这些人后来都回城了。我看着这张照片,回忆着他们在农场奋斗的身影,心中浮现着一句话:——位卑未敢忘忧国。­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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